翻譯和文學

齊邦媛：1924年生，滿族，遼寧鐵嶺人，台灣地區以及國民論文修改黨政界人士齊世英長女，國立大學外文系畢業，1988年從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任內退休，受聘為台大榮譽教授迄今。曾任舊金山加州州立大學訪問教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教學、著作，論述嚴謹；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
　　問：除了教書之外，你對翻譯也有特別的熱情。曾經長時間不支薪，免費為《筆會》主編翻譯季刊《當代台灣文學英譯》(The Taipei Chinese Pen: 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編譯台灣文學作品。
　　從你長期的翻譯經驗來看，你認為是中文為母語native Chinese speaker的翻譯者做文學翻譯的工作合適，還是英文母語native English speaker翻譯者合適?前者的英文可能不一定最好，但熟悉中文的含義；後者英文好，但未必能完全了解中文的隱喻和含義。
　　齊邦媛：就你剛剛問我的，我覺得英文為母語的native speaker譯者來翻譯，作為“翻譯者”Translator比較合適，但是必須有一個以中文為母語，英文也好的人來作校訂編輯Reader。最後翻譯者和校訂編輯要互相妥協，我作為主編，最後也要加入意見。我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
　　問：用外文系畢業，中文是母語的人才(reader) 來校正編輯，夠不夠呢?
　　齊邦媛：喔，那要很好的才行。我請的幾乎都是教授，研究生都沒找過。我們都是不拿錢的。這個過程很棒，有時候翻譯者、校正編輯會起爭執，爭得很厲害，不過很有意思。
　　問：應該可以互相學習到很多。
　　齊邦媛：這些人並不好找，但是我有一批很棒的人做論文翻譯我的團隊。譬如史嘉琳，一個年紀很輕的美國女孩，普林斯頓畢業的，因為嫁給中國人，就在台大教書，也幫我們工作。她做中翻英的翻譯工作，做得很好。做了很多翻譯項目，很可靠。她很難跟人妥協，常常擇善固執。
　　用英文為母語做“翻譯者”比較理想，問題就是你找得到找不到。我有一群這樣的翻譯者。以前，有些外國人到台灣來，會到我們《筆會》來拜我們這個小碼頭。他們覺得我們大概會給他們機會做。像康士林博士Dr。 Nicholas Koss，就是這樣願意來幫我們做。後來，慢慢做出了成績，有了自己的局面和成就。我給哥倫比亞做台灣翻譯系列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幫我做了一本。吳敏嘉Mitchell Wu翻譯《千江有水千江月》，書名是《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做得真不錯。那時她才不到三十歲。真是不錯。
　　問：你自己也是義務勞動。
　　齊邦媛：我是奴役者slaver driver。他們是被奴役者slave。但是我又是“被奴役的奴役者”。都是自願的，翻譯就是一個付出的工作。
　　問：《筆會》的翻譯刊物只集中翻譯台灣的作品，是嗎?
　　齊邦媛：我們的內容和封面英文論文，裡面外面都用台灣的作品。一年出4本。香港中文大學另一本的翻譯刊物叫《譯叢》Renditions，一年出兩本， 品質很高。
　　還有，我們每一期都大大地介紹一個本土的畫家，我們是很本土化的，只出台灣的作品。這是我們基本的風格。我們沒有門戶之見，什麼作品都用，有點不太專業，但是時間久了，累積起來，就有相當的全面性。
　　問：畫家、藝術家也不介意你們用他們的作品嗎?
　　齊邦媛：他們很願意，很喜歡。我們出力，出時間，他們只要出畫。我們找人寫評論，再翻譯成英文。這樣對他們的畫，也是好的宣中翻英翻譯傳。1999年，我離開那年，用的是朱銘的雕刻，我把這期留在身邊，做個紀念。是我的“再見”。
　　從前我們都是小本子，現在改成大本子。因為我們做的本錢小，再說我們人也少，資源有限。我們只做台灣文學這一塊。
　　問: 在文學作品翻譯的領域裡，一般來說，西方讀者對日本文學的接受度，比中國文學作品的接受度高。你覺得這是文學作品的關系，還是跟翻譯也有關聯?
　　齊邦媛：這是讀者的問題。中國文學的讀者一般是比較少的。哥倫比亞給我們出的那些英文翻譯，台灣作品裡最受歡迎的應該是《亞細亞的孤兒》，但是台灣自己沒有反應。我們沒有讀者。香港的《譯叢》 有基本的一批人，我們沒有，就是靠自己弄起來，在台灣每年12本都賣不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退休後不太知道詳情。原來的那些譯者，現在大概都教書去了。
　　就現代文學來說，日本文學一直有比較穩定的發展，質量上一直不錯。所以在西方，大家對日本小說有一定持續、穩定的了解和認識。中國文學作品，恐怕從五四以來，一直沒有什麼特別的普世吸引力。1937年對日抗戰以後，也沒有什麼好的文學作品。所謂的有名的、代表性小說多半帶有政治性英文潤稿，很難把它們當作真正的文學。
　　外國讀者可能一開始有點興趣，也會好奇地看看，但是很難把它當文學。到了台灣呢，人家對台灣政治上又沒有什麼信心。再說寫作的總體數量也不夠，翻譯的量更不夠，沒有足夠的持續力。“量”是很重要的。筆會季刊翻譯的作品沒有長篇的小說。
　　所以，日本文學一直持續沒斷，在世界文學舞台上有一個角色。中國文學現在可以說很難哦。
　　問：有些翻譯者選擇用比較特別的英文，來保留中國作品的特色。比如，張愛玲自己翻譯的《金鎖記》特意用了比較異國情調的、特殊的英語詞彙。有人說她的用意，是凸顯中文句型，要保留中國的某些特殊氛圍。你覺得她的翻譯成功嗎?翻譯應該越自然越好，還是應該保留原文的風格?
　　齊邦媛：《金鎖記》是當年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事兒。過了那個階段以後，上海變了，上海的事兒也變了，整個中國的一切都變了。保存一大堆老東西是好，但是，我還是要問：有那麼偉大嗎?
　　現在，張愛玲三個字已經跟《紅樓夢》、魯迅變成差不多的東西，幾乎成了一個學派，一個典範。真有那麼偉大嗎?我的意思是說，全民地認為張愛玲是一個偉大的作者，把她作為一個固定的經典，我不很了解。就整個的歷史來說，我欣賞《秧歌》，我也寫過《秧歌》的評論，覺得《秧歌》很精彩。所以，我並不是反對張愛玲，只是不覺得應該把張愛玲當偶像。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是必然如此，但我不覺得中國文學史需要這樣把張愛玲偶像化。
　　問：除了張愛玲，夏志清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也推崇錢鍾書。
　　齊邦媛：很多人那麼佩服錢鍾書，但他寫作是非常苛刻的。他是個很有品位、有深度的人，但是缺少寬厚和同情。楊絳比較好，比較人性。她寫年紀大了，看見葉子在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顏色。我覺得受到鼓舞。
　　問：楊絳是一流的散文家。
　　齊邦媛：她很愛她的丈夫，很保護他。這就是上一代的女性。她那個愛情是生活的，還有藝術上的愛，摻雜在裡頭。她翻譯柏拉圖(Plato)的《斐多》(Phaedo)，真是翻得好。我買了許多本送人。不僅文字好，就是整個兒有完整性。
　　問：再接著跟你請教。中西方世界的交流，歷史不算短，但隔閡還是不小。尤其中國現在重返世界舞台，跟中西文化還有潛在性的衝突和危險。你認為文學作品的翻譯，對消解中西之間隔閡，真能有幫助嗎?
　　齊邦媛：選擇什麼書是很重要的。你選對了書，這些書就能幫你說話。問題是這種書有多少，就難說了。比如說，夏志清寫的那本《中國現代小說》，就有那麼大影響，對不對?這很重要，選書是很重要的。
　　問：你談到日本文學一直持續發展，而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則比較弱。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齊邦媛：在清朝以前，世界上幾乎沒有所謂的中國文學。到了現代中國，算是有一點點出頭了，但是馬上就打日本。抗日戰爭完了以後，又有國共內戰。“文革”以後的“傷痕文學”，對西方人來說，雖然有一點意思，但是到底也不是那麼有意思。It is interesting， but not interesting enough。 老實說，意思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