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員工權益保護方面，算法正取代工會作用

　　生活質量也許是衡量人類幸福指數的最大因素，而這種質工會勞保量又主要取決於一個人的工作。所以，歷史上眾多政治家和活動家都將改善工作環境作為自己政治主張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不足為奇了。從許多方面講，美國的歷史其實就是勞動的歷史。

　　因此，當我環顧周圍，尋找下一個代表員工權益的組織時，令人感到吃驚的是，我並未職業工會在這個組織通常駐足的地方找到他們。工會曾經是讓員工工作條件不斷得到改善的堡壘，但他們卻滿足於現狀，與美國當今的勞動者幾乎毫不相干。政治家們也對美國經濟正在發生的變革視而不見，提出的議案對普通大眾幾乎沒有工會健保什麼幫助。

　　工會和政治家的作用已經被取代。那些最有可能在未來十年從根本上改善我們就業環境的人，卻是一張張我們更為熟悉的面孔。隨著“按需定制經濟”(On- Demand Economy)的崛起，硅谷在打造一個更好的工作環境上處於領導地位。借助於勞動力交易平台和移動應用，我們正在創建一個不同於以公所健保前的世界——員工基本上控制著自己的經濟生活——同時也對有關工作環境的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提出了質疑。

　　對於員工來說，算法今天的作用就等同於19世紀時的工會：提供一個得到全面改善的勞動力市場，一個更便捷、更安全、更具吸引力的勞動力市場。對於一個 向來推崇技術進步的國家來說，我們正第一次看到工程師和創始人們正在解決一系列名副其實的人力問題，而這種努力的潛力也是無限的。

　　誠然，過去幾個月我一直在批評這種運動，將硅谷稱為是“第一公敵”，對勞動力交易平台的道德規範提出了質疑，同時還以批判的視角分析了硅谷同時涉足資 格認證和教育行業的做法。這種批評極為重要，因為它給這些制度設定了有關公允概念的界限，對於依賴創業謀生的員工來說，他們面臨的風險仍然非常大。

　　但是，批評本身並不能取代我們對如何改善工作環境的美好願景。按需定制農村經濟的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爭議，對於員工來說絕對是一個福音。Uber和 Airbnb就是兩個最為典型的例證，但還有其他數十家目前仍處於打造自家按需定制服務的早期階段。如果我們可以繼續保持這種勢頭，那麼就有機會從根本上 改寫有關工作和人才的社會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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